90年代后的東德題材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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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后的東德題材電影

90年代后的東德題材電影

　　
主要影片：
《國家人民軍》
《柏林生活》
《再見列寧》
《別人的生活》

東德之于中國

中国之所以選擇做這個題材。因為看到《再见列宁》中的一个段落：姐姐在汉堡王買賣店门口看见，带着金边眼鏡开着沃尔沃，20年前去了东德一去不能歸，20年未见的父親。沉默，刺痛人心的陌生感，沒有相認。车后坐上的女人和女儿在鏡頭中一闪而过。那是父親在西德再婚后的一雙兒女。

我想起了朱天文小说中有一篇《桃树人家有事》，講一家人平淡生活下的顛沛流離，以及一代人在特殊時代的往事。里面有一个孟先生，49年去台湾。重新结婚生子。當老婆知道他在大陸以前結果婚時，他说：“老婆在大陆嘛。20年多了。有等于没有嘛。”
　　
我那時忽然覺得兩德問題和現在中國和臺灣是有可對比和共通之處的。同一個民族，一邊是資本主義，一邊是社會主義。即有复杂纠缠的历史积怨和尷尬，又有同根同族的血脈相承。不同的是兩德統一了，統一之后面對的是經濟上的巨大差異和人們內心的隔膜。而中國呢？
柏林，一本雜志上曾說那是歐洲最像北京的城市。保留著古老的建筑和廢墟，還有正在施工的起重機。
中國的鐮刀斧頭，民主德國的釘錘剪刀。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都是相似的。反映東德題材的電影，在兩德統一之后得以出現。而中國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類似題材的東西，是不能夠期盼的。

喜劇式的表達

我所知道德國電影的很多大導演如維母文德斯，法斯賓德，等都是西德人。90年代末蘇联解体，两德合并，东欧巨变，仿佛是一夜之间，山河变色，人心离乱，价值受到质疑，理想遭到抛弃，信仰分崩离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彷徨迷惘、欲哭无泪的是那些小人物，是无数个把自己嫁給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他们无法轻松地与这个时代告别，投入另一个世界。
　
由于這些，以及政治，90年以前反映東德題材的作品始終闕如。
　　
2003年，《再見列寧》的出現，引起德國社會懷念東德話題的暴熱，以至于一個新造的詞“東德懷舊”在德語中出現。
89年柏林墻倒塌，時隔14年，當德國人重新看待這一問題時，影片中懷有的態度是，溫情的.，喜劇式的。

影片讥讽了前东德时期的种种弊端:物品配给、极权统治，但更多时候，导演在温情脉脉回忆着那个年代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助、每个人都有着坚定的目标、对国家的信任和自豪。从1978年到1990年的两德统一，一个东德家庭在那段岁月中的变迁。
　　
男主人公为了安慰母亲而制作的假新闻更像是导演对历史的重新设想。当电视新闻的播音员似模似样地宣布大量西德居民逃入东德时, 当巨变后 Alex 街头偶遇儿时崇拜的民族英雄, 德国第一位航天员, 却发现他只能以开一部破烂的出租车为生时, 那是讽刺旧有制度的黑色幽默; 然而当影片中描述那些 “社会主义老人” 们生活的失意, 痛斥资本主义的 “一切向钱看” 时; 当东德货币一夜之间成为废纸, 男主角在屋顶飘洒母亲一生的积蓄时; 当少先队员纯真的歌声将人们带回到对过去 “美好” 的追忆中, 影片又洋溢着对过去的好时代的思念和温情.
　　
故事講述的輕松，幽默。大時代的背景翻山倒海，卻被處理的波瀾不驚。喜劇的結尾。
　　
在看中國和德國的反思電影時，我發現反思电影。在反思初期往往采用喜剧的形式，在德国电影《再见列宁》和中国电影《小巷名流》中都能看到。
　　
但是喜劇式的反思電影我覺得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俄国的评论家面對俄國反思電影的問題所說的“喜剧式的反讽”，大多是青年导演对前苏联社会的现实，由于本身的经历所限，没有根本的抵触，更多的是给予讽刺赫嘲笑。這在我國的文革后一些影片中也可瞥見端倪。
　　
另一種喜劇則是含情默默的。表達社会转型后前人民对以往时光的追抚、怀念和依依惜别。專制的社會不仅意味着禁锢和限制，也是他们历史、和前一时代相连的脐带。正如《再見列寧》中男主角之口所说:“民主德国或许不完美，但她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根。”

對專制的思考

中文名《竊聽風暴》英文名繙譯過來是《別人的生活》，我願意叫它《好人鳴奏麯》。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我並未有記憶。民主的東德，民主的蘇聯，民主的中國。對歷史的審視和反思，落腳卻在脆弱與令人尊敬的人格。
　　
初看完這部電影的時候，感情復雜。堆積在胸口說不出。說感動或震動來抒情，我怕輕薄了它。那個自殺的被禁止工作的戲劇導演說“質疑精神，熱愛人類才是對一個民族的最大力量。”我也堅信。
　　
我想起大一上《烈日灼人》分析，老師的教案里寫：人如何警惕自身的恶，如何在历史的险恶境遇从背后袭来时决定自己的选择。
　　
面对历史的几种选择：随波逐流（中国古训：识时务者为俊杰）独善其身（王小波的总结：沉默的大多数）
　　
自我救赎（萨特：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选择不可避免、不可逃避。哈维尔：反政治的政治，无权者的权力）
　　
柏林墙在1961年建立，到1989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7万5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809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7500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其中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9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17万5千名秘密线民去控制1700万人民，这其中有过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
　　這不禁讓我想到了中國的文革，互相揭底，互相拆臺。那些告密者，并不能以單純的態度來分析的。我覺得其中有既有人性，也有集體的無意識性。我有時能夠理解那些背叛別人的人。他们使我沉思人，沉思人性。
　　這不是單純的犬儒主義。
　　統一后有曾經東德的告密者为自己辩解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是可以被改造的。他不否认为秘密警察工作，但是他坚持说，那只是一种无奈，"秘密警察并不能控制我。"他承认他有恐惧，如果不合作，会被拷打甚至致死。"我存在下来，这对我是一种胜利。"
　　也有的人没有忏悔之感。"因为告密是件平常的生活，如果别人受到伤害，那我承认我作了恶。因此，告密和作恶还是有差别的。"
　　文革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對青年人在文革中表現出的某種宗教性進行了分析。
　　在德國也是這樣，的确有一部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自愿为秘密警察工作。
　　但多数人是机会主义者，通过为秘密警察工作赢取一些实惠。还有许多人相信，要让自己不成为专政的牺牲品，唯一的办法是与当局合作。另一些人则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干了。這是我認為的軟弱。
　　
　　這些和中國文革中都驚人的相像。巴金的《隨想錄》被認為是他文革的懺悔錄。看過馮驥才的一本書《一百個人的十年》，世界上最陰險，最兇殘，最有獸性的不是猛獸，是人。
　　
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极权主义国家治下普通人的罪责分为四种：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这四种罪过是雅斯贝尔斯在战后写作的《德国罪过问题》中提出来的，我认为，这四种罪责的辨析和区分对反思纳粹统治下的普通人（前苏联的米•罗姆拍摄过一部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的生存性质至关重要，对思考其它形态的极权统治仍有现实意义。在雅斯贝尔斯区分的四种罪责中,第一种是刑法罪责。负有刑法罪责的是那些违犯法律并在正当法律程序中被定罪的人。这里的法律不一定是指一国内现有的成文实在法,因为这种实在法本身就可能是违背道德的更高法的,如自然法和国际法。刑法罪责是由审判罪犯的法庭来确定的。就德国情况而言,先是由在纽伦堡的国际法庭追究纳粹首恶们的刑事责任,然后德国司法机构继续追究犯有重大罪行的纳粹分子。对刑法责任的裁判归法庭所有。〔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47, p. 31.转引自：徐贲：知行合一的灾难历史见证: 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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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90年代后的東德題材電影

加加

2007-09-30 21:42:20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