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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史籍对公冶长的记载甚少。至于他何时曾在书院读书治学，已难考稽。但历代相传如此，必有所据。推本溯源，应与此处距公冶长故里较近有关。晋代张华曰：“公冶长墓在城阳姑幕城东南五里所，墓极高。”姑幕故城在今安丘市石埠子村，其东南不远，即诸城市马庄乡公冶长村北，迄今犹有公冶长墓，为诸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据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墓侧曾有公冶长祠，规模颇大。公冶长村至今仍有公冶氏后裔居住，诸城市博物馆藏有公冶氏族谱，就是从该村征集到的。古人死后一般归葬故土，此处即为公冶长故里当无疑问，而安丘书院山距此仅十几公里。当年公冶长面对礼崩乐坏的动乱局面，很有可能就近隐居山林，专心治学而不仕禄。其后裔也可能有继承祖业者，使公冶长书院延续很长一个时期。至于书院的建筑规模，实物不存，史籍未载，凭今日之猜度，大概不过茅舍几间而已。
后人崇尚先贤，在书院山建立公冶长祠，其始建年代及规模亦难详考。据常理推断，始建年代的上限不过汉代。因为孔子在世时是不怎么得意的，他的弟子自然也不会受到推崇。秦始皇焚书坑儒，对儒学更是致命的打击。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才开始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此后为弘扬儒学、纪念先贤而立祠，也就上合君心，下合民意了。
公冶长祠岁久渐圮，历代曾多次重建和维修，现见于记载的有三次。第一次在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知县陈文伟重建。据明万历《安丘县志·艺文考》中陈文伟《公冶长书院记》载，这次重建是他的前任谢缜已备足物料，未及开工而调任外地，陈文伟于成化十一年接任安丘知县，“成化丁酉前二月壬申，因公务往沂水，道经其地，驻马止宿，往寻其迹，至则四壁俱废，一址独存，遂计匠作工役，不日告成，谢君之心为不负矣。”第二次在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由县令胡端出资维修。当时所立《重修公冶子长祠堂记》石碑，迄今犹存。碑文称邑侯胡端于丙辰之春，到书院山祭祀揽胜，“怅庙貌之萧条，慨然叹曰：'兴废举坠，守土者之责也……'于是捐养廉之资以襄榱（cuì，椽子）甓（pì砖）之用，鸠工庀（pī，具备）材，不踰月而轮奂粲（càn，明亮）然”。第三次在清道光七年（1827年），辛天池、李政铎主持维修。此事见于道光九年（1829年）立的重修青云寺石碑。碑文《重修庙碑记》曰：“丁亥之春，辛君天池与李君政铎等游公冶长祠，慨其荒凉，毅然以修复为己任，乃纠邑之绅士敛财鸠工，不辞劳费。丹楹刻桷（jue，方形椽子），中外修整。”辛、李生平不详。
值得一提的是书院山现存碑碣除上述两通外，还有另外两通。其一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知县孙振基所立，碑文为“先贤公冶子长读书处”。当时可能也有维修活动，但未见记载，仅存此碑。其二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青云寺主持僧人真斋所立。据碑文《重修书院山青云寺记》称，“上岁有公冶继诜（shēn众多）者来自诸城，口称公冶夫子后裔……意欲图占此山以肥己”，安丘诸绅士讼之于官，结果官府“仍判归诸绅士管理，不许他人干预，自是而继诜觊覦之念遂息”。官府判语另刻一石嵌于壁间，今已不存。
1989年，安丘县人民政府拨款5万余元，新建公冶长祠正厅5间，碑亭、碑楼各两座，以及过道、影壁、院墙等，并安排专人负责管理。重修后的书院面貌焕然一新，使许多观光者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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