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的空间

    “山药蛋派”叫响全国“山药蛋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流派，她发源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成熟于五六十年代，复兴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如果从其奠基人赵树理最早开始文学创作的二三十年代算起，直到仍然对山西文学创作产生潜在影响的21世纪第一个10年，那么这个流派先后横跨两个世纪，历时近百年，这样绵长的生命力，在文学史上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山药蛋”文学流派，是两个人的文学创作主张或者说方向的暗合催生的，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赵树理。或者可以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春风和春雨，滋润和助长了赵树理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主张。早在1934年，深受新文学运动影响而成长于太行山区农村的赵树理，就提出了做个“文摊”作家、为农民写作的创作理念。1942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革命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肯定”了赵树理的创作方向。1943年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出版后，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成为山药蛋派的奠基作品。
    同一时期，后来被称作“五战友”的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从延安鲁艺和部艺学习回到自己熟悉的晋绥农村工作，在《讲话》的指导和赵树理作品的影响下，创作出了一批同样深受农民喜闻乐见的、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作品。
    建国后，赵树理和“五战友”陆续回到山西，创作出大量的小说、戏剧、电影、曲艺作品，歌颂农村新人新事或者揭露“问题”,自觉地以一个创作集体的面貌出现。这个流派，因为以农村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作家们都是山西土生土长或者长期生活在山西，20世纪50年代被文艺界称为 “山西派”;又因为他们在建国后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为 《火花》，还被称为“火花派”,所谓的“山药蛋派”,只是当时的一种谐谑的称呼，是以北方盛产的土豆来代表他们作品里鲜明的北方农村特色和乡土气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山药蛋派”这个生动、形象、通俗、幽默的命名，才成为文艺界和学术界认可的流派名称。
    二十一世纪：文学新锐异军突起21世纪的小说仍然是山西文学创作的强项和优势，长、中、短篇小说创作，均有丰硕收获。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方面也有丰硕的成果。
    21世纪的小说仍然是山西文学创作的强项和优势，长、中、短篇小说创作，均有丰硕收获。主要有：作家张平继续以其深刻的主题、强烈的现实主义情怀，推出了长篇小说《国家干部》，再一次掀起了张平小说热，并在2007年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王祥夫的短篇小说《上边》获得第三届（2001年-2003年）中国作协“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蒋韵的中篇小说《心爱的树》和葛水平的中篇小说《喊山》，在2007年双双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李锐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坚守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对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反思，在汉语言的叙事方式上作了多方探索，受到了国内外文坛的关注，入围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他的系列小说《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被多家媒体评选为“2006年度十大好书”.王祥夫密切关注底层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发表了《紧咬牙关》等一系列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成为全国文坛瞩目的作家之一。
    散文方面，韩石山的《韩先生言行录》《此事岂可对人言》等，在读者和文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张锐锋锐意探索一条“大散文”的创作道路，陆续出版了《沙上的神谕》《月亮》《祖先的深度》等多部着作。燕治国的散文集《渐行渐远的文坛老人》，是作者多年访问诸如冰心、钱钟书等文坛名人的记录。
    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方面也有丰硕的成果，赵瑜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善于驾驭重大题材，有深度，勤思考，他的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文学评论方面，山西的一支老中青结合的评论团队逐渐形成，为我省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建国初期：创作进入全盛时代这些有胆有识之作，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给“山药蛋派”作家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这一时期的 “山药蛋派”作品，主要是描写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农村斗争和农民生活。在歌颂农村涌现出新人新事新道德的同时，真实地表现了农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犹豫、徘徊和痛苦，尤其是敢于大胆揭露生活的阴暗面，鞭挞和批判农村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浮夸风和道德败坏等劣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赵树理的《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等，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等，西戎的《麦收》《宋老大进城》《灯芯绒》等，束为的 《春秋图》《老长工》《于得水的饭碗》等，孙谦的《奇异的离婚故事》《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等，胡正的《汾水长流》《七月古庙会》《两个巧媳妇》等。
    第二代“山药蛋派”作家追随第一代作家，也发表了很多作品。如韩文洲的 《浸种记》，李逸民的《两个社长》，刘德怀的《地头打赌》，义夫的 《两个李老头》，杨茂林的 《新生社》，谢俊杰的《回乡记》等。
    改革开放：文学步入新辉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山西文学创作凭借其深厚的底蕴和蓬勃的生机，展示出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品格，继50年代的“山药蛋派”和80年代的“晋军崛起”之后，迎来了第三次高潮。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发韧开始，山西文学就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1978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山西作家成一的《顶凌下种》榜上有名，1980年第三届评奖，又有马烽的《结婚现场会》、张石山的《镢柄韩宝山》、柯云路的《三千万》入选。
    青年作家的成长是山西文学新时期繁荣发展的基本保证，20世纪80年代“晋军崛起”,为山西文学的繁荣发展，为山西文学在全国引起关注和反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大批当时年龄在40岁左右的作家的创作，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成为新时期山西文学成就的最新标志。在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张平的《姐姐》获奖；此后的历次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中，李锐的《合坟》、张石山的《甜苣儿》等中选；而成一、柯云路、王东满、周宗奇、韩石山、钟道新、张平、蒋韵、哲夫、燕治国等作家的小说，麦天枢、赵瑜等作家的报告文学，在全国文学界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柯云路的小说《新星》及同名电视剧的问世，不仅在文学界，而且在全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冲击波。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的时代旋律，在中华民族奔向新世纪的历史背景下，山西文学创作再次凭借其深厚的底蕴和蓬勃的生机，展示出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品格，继50年代的“山药蛋派”和80年代的“晋军崛起”之后，迎来了第三次高潮。
    这期间，最能集中体现山西文学创作实绩的，无疑是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获得了全国文学界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十面埋伏》是张平继《抉择》之后奉献给读者的又一部惊世之作。这部小说的问世，再一次掀起了张平作品热，也为山西文学创作进入第三次高潮，增加了重要的砝码。
    除了张平之外，其他老中青几代作家都有较为突出的作品问世。老作家马烽出版了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胡正发表和出版了短篇小说《那是一只灰猫》和长篇小说《明天清明》等，他们功力不减当年。第二代作家中焦祖尧的长篇报告文学 《黄河落天走山西》《大运亨通》和中篇小说 《归去》，田东照的以《跑官》为代表的表现基层干部正确的人生选择的“官场系列”小说等，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赵树理跟美国记者谈话《小二黑结婚》引起的强烈反响，带给赵树理许多荣誉，但他并没有满足，接下去又创作出了《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催粮差》《福贵》等小说，他凭着自己的实绩，在中国文坛打出了一片天地，声誉与日俱增。一位叫做杰克？贝尔登的美国记者去晋冀鲁豫边区采访时，明显感觉到赵树理是解放区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名气最大的人物，于是，提出要访问赵树理，边区有关方面满足了他的要求。
    贝尔登跟赵树理见面是在1947年春节前夕。那天，大雪纷飞，赵树理忘了换一身干部服，还是像平时一样穿着棉袄，戴着毡帽，像个私塾先生，让贝尔登颇感意外。好在他并没有在乎这些，热情地与赵树理攀谈，气氛很快就融洽了。赵树理用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给贝尔登讲述了自己40多年的人生旅程、从事文学创作的前前后后以及对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看法。
    贝尔登没想到赵树理的经历那么坎坷，做人那么诚实，因此，大受感动，到后来竟像老朋友一样交谈。他问赵树理：你的作品印过很多版，发行量非常大，稿费收入一定可观吧？如果在美国，你会成为富翁的。可我看你的衣服像贫穷农民，面色营养不良，估计生活并不怎么好。你能谈谈这个情况吗？
    赵树理回答：我的书出过多少版，我也不知道，反正哪儿也出。至于版税、稿费，我没有得过，也不去讨要。我是不谈稿费的。
    贝尔登很吃惊地问：用你们共产党的观点对照，这不是剥削你了吗？
    赵树理说：这不算剥削，因为我的工作岗位就是用笔写作。谈到我的生活，比以前要好多了。除了写作，我还做编辑，大家共同劳动，分享果实。出版社每天发给我一斤半小米、半斤菜，还给我一些医药费，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每年领一套棉服，领一套单衣。抗战前，我只有一条薄被子，几件单衣，所以我总是受冻。过去我从没有烤过火，现在我有炭烧。出版社还供我女儿上学。我老婆能种菜，每个星期还能做一双鞋。她用五百块钱买做鞋的材料，做成鞋可卖得两千块钱。这种生产在抗日前是搞不成的，因为日本的便宜货把我们挤掉了。我现在简直没有什么负担，可以更自由地从事写作。
    听了赵树理的这一席话，贝尔登似懂非懂。这样的作家大概是他走了大半个世界，见到的最特殊的一个。看来，美国人想研究明白中国人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杨占平赵树理文学奖2004年，由山西省委、省政府设立，省委宣传部领导，山西省作家协会承办的“赵树理文学奖”正式恢复，成为当今山西文学界，乃至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赵树理文学奖”是山西文学的最高奖项，也是山西文学的标志性品牌。截至2007年，已经举行两届评奖活动（2001年―2003 年 和 2004年―2006年），评出了包括张平的《国家干部》、成一的 《白银谷》、李锐的《银城故事》、蒋韵的《隐秘盛开》《心爱的树》、王保忠的 《张树的最后生活》、葛水平的《喊山》等在内的共51部（篇）获奖作品，金所军、韩思中等5位文学新人，李杜、张发等6位优秀编辑和1位优秀编辑特别奖。